此个案展示出礼化为俗的过程，为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礼俗互动问题提供了线索。厉祭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但当时主要流行于社会上层。此后，历代王朝大多沿袭了这一传统。不过，直到明代才开始按照"里"为单位设置厉坛，从而将厉祭推行到了乡村，开启了厉祭"庶民化"的趋势。 同时，明王朝设计的乡厉坛祭祀制度也包含了社会秩序建构的面向，亦即与里社坛祭祀制度配合。至清代，"分坛"的出现使得厉祭在乡村中更为普遍，其意义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今天所看到的闽西四保乡村中的"无祀"习俗，正是由此而来。

此个案展示出礼化为俗的过程，为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礼俗互动问题提供了线索。厉祭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但当时主要流行于社会上层。此后，历代王朝大多沿袭了这一传统。不过，直到明代才开始按照"里"为单位设置厉坛，从而将厉祭推行到了乡村，开启了厉祭"庶民化"的趋势。 同时，明王朝设计的乡厉坛祭祀制度也包含了社会秩序建构的面向，亦即与里社坛祭祀制度配合。至清代，"分坛"的出现使得厉祭在乡村中更为普遍，其意义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今天所看到的闽西四保乡村中的"无祀"习俗，正是由此而来。

本书是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明清时代”一卷。本书作者生动地展示了海洋历史和明清时代五百年的历史，将明清这一对跨越中世到近世直到近代急剧变化的时代进行了严谨而深入浅出的阐述。过往不论中外，主流的看法都是：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前）是一个停滞的时期；明清中国都被视为一个“闭关自守”的时期，一个与海洋无缘的时期。在最近二三十年，国际学界对以上说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提出明清中国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文化等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和外界的联系远比以前加强，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本书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采纳了国际学界的新见解，因此就史观而言，很有新意。

本卷以知识分子的内涵为切入点，对明清知识分子的构成、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明清知识分子的作用和社会地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在知识分子的构成部分，将非主流知识分子纳入其中，比如宗教界中的知识人、少数民族知识人以及包括青楼艺妓和居家贤德的知识女性纳入其中；在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及出路部分，对各类知识分子的知识养成、他们的出路、收入、生存状态等进行了多方位论述；在明清知识分子的作用及社会地位部分，大致以王朝前期、中期、后期入手，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及影响，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进行了论述。认为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及影响成反比关系，即此消彼长，你强我弱。在最后的附论部分，特别论述了明末清初的一个特殊知识分子群体，即降清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认为他们的归降对明末清初的政局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到1912年清朝轰然倒塌，在这五百多年间，两朝爆发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中国明清时期的战争》从中选取十一个精彩战争故事，以朱棣伐安南（越南）为开始，以李鸿章围剿太平天国为结束，用浓墨重彩的笔调着重讲述了明末清初这一历史大变局时期的朝代更替、社会动荡与周边战争，包括孙传庭战死潼关、孔有德吴桥兵变、西南土司叛乱包围贵州、卢象升镇压农民起义、万历明缅战争、南明弘光政权的覆亡、南明永历政权名将李定国抗清、中俄雅克萨之战、康熙三征噶尔丹。每场战役都由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者撰写，史料丰富，角度开阔，力求还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从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到1912年清朝轰然倒塌，在这五百多年间，两朝爆发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中国明清时期的战争》从中选取十一个精彩战争故事，以朱棣伐安南（越南）为开始，以李鸿章围剿太平天国为结束，用浓墨重彩的笔调着重讲述了明末清初这一历史大变局时期的朝代更替、社会动荡与周边战争，包括孙传庭战死潼关、孔有德吴桥兵变、西南土司叛乱包围贵州、卢象升镇压农民起义、万历明缅战争、南明弘光政权的覆亡、南明永历政权名将李定国抗清、中俄雅克萨之战、康熙三征噶尔丹。每场战役都由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者撰写，史料丰富，角度开阔，力求还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明清时期的司法档案、讼师秘本、正史传记、公案文学、官箴书和回忆录这些基本史料不但构成司法裁判蕴含的情感、心态、意识和想像的一套话语，以及司法裁判的 “文化实践”的一种表达，而且也是建构和维护社会秩序（包括司法秩序）的重要方法。借鉴最近数十年来在欧美学术界逐步发展兴盛起来的新文化社会史关于“表达”（representation）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上述史料的解读，本书试图挖掘明清时期司法裁判的“表达与实践”的精神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与提升明清时期司法模式的类型特征。 本书分析了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中展现出来的情感表达的文化意义，建构了其心态模式，并对司法文书的修辞策略和技巧进行了有新意的解读。 书中以清代“名幕良吏”汪辉祖的司法实践为个案，分析了其“情法兼顾”的司法风格，将其与传统中国儒家特别重视的“审美秩序”的理念联系起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清代...(展开全部)

《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分析了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中展现出来的情感表达的文化意义，建构了其心态模式，并对司法文书的修辞策略和技巧进行了有新意的解读。书中以清代“名幕良吏”汪辉祖的司法实践为个案，分析了其“情法兼顾”的司法风格，将其与传统中国儒家特别重视的“审美秩序”的理念联系起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清代司法实践具有“形式化与实质化”的双重特征。

自太史公开创了修史之轨辙后，在中华帝国的正史编撰传统中，有那么一类官员成为帝国官僚所要仿效追慕的榜样，他们恪守官箴，事君以忠，牧民以爱，他们即可称作“循吏”。能够在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循吏，无疑是帝制中国模范官僚的代表。传统中国具有“家国同构”的泛伦理制度和泛道德政治，以循吏为代表的司法官员群体是礼法制度的赞同者与司法实践的操作者，从而在礼法制度与司法实践之间起到了桥梁或媒介的作用，是发掘和理解传统中国，尤其是明清时期司法裁判独特意蕴的关键。 本书从三个维度展开了翔实的讨论：考述传统中国循吏的历史源流，分析循吏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与文化氛围，解读循吏司法的独特风格。据此，作者向我们精彩地展现了三种相互关联的类型建构：“情感本体”的文化类型，践行“爱民情感”的官僚类型，以及“情法兼顾”的司法类型。可以这么说，明清时期以循吏为代表的司法官员群体，其司法裁判...(展开全部)

《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分析了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中展现出来的情感表达的文化意义，建构了其心态模式，并对司法文书的修辞策略和技巧进行了有新意的解读。书中以清代“名幕良吏”汪辉祖的司法实践为个案，分析了其“情法兼顾”的司法风格，将其与传统中国儒家特别重视的“审美秩序”的理念联系起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清代司法实践具有“形式化与实质化”的双重特征。